早在春秋时期，秦国医官医和就提出了“上医医国，其次疾人，固医官也”的著名论断，体现出“医家”不仅仅关注治疗人的疾病，还有着“医及国家”的社会理想。唐代药王孙思邈在《千金方》中综合诸家观点，将医生的境界划分为三等。今天，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文献信息研究所副所长呼兴华主治医师为您科普唐代药王孙思邈的医道境界。

【出处】

古之善为医者，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又曰：上医听声，中医察色，下医诊脉。又曰：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

——《备急千金要方·论诊候》

【白话】

春秋时期《国语》将医生的境界划分为三等：上等的医生能够医治国家，中等的医生不仅要看到具体的病，还要看到生病的人，那么下等的医生只能医治具体的疾病。

至《黄帝内经》时期按照医生诊断水平划分：上等的医生诊断时主要靠听声音了解病情，中等的医生诊断时主要靠观察神色，下等的医生诊断时主要靠诊脉。

战国时期《鹖冠子》则从“治未病”角度划分：上等的医生主要治疗还未发作的疾病，中等的医生主要治疗将要发作的疾病，下等的医生主要治疗已经发作的疾病。

【学悟】

古人对医者境界的划分，强调医术与道德的统一。医者不但有社会责任，也要留意社会环境，关注国情民意，当然更要重视生病的人以及其所患的病。例如，张仲景、陶弘景、狄仁杰等官员兼通医术，将政务与医学结合，形成“上医医国”的传统。孙思邈《千金方》要求医者“先发大慈恻隐之心”，类比治国者需以民为本。至北宋名臣范仲淹则将“治国”与“医人”并重，于是有了“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之说。

时至今日，国家借鉴“上医医国”理念，医疗体系通过政策预防社会问题（如扶贫、教育），同时推广中医“治未病”思想，倡导早筛、早防。至于医学教育，则培养兼具技术与人文关怀的复合型人才，避免“只见疾病，不见人”。